1961年3月16日，广州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迅速传到了北京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则消息打破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宁静，平日里面不改色的总理周恩来，居然锁上办公室，拒绝任何人的进入。过了一阵，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从房内传来的悲痛哭声，那种撕心裂肺的哀号让人不寒而栗，周恩来竟会展露如此深沉的情绪，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实属罕见。这个悲伤的时刻，记录下的是陈赓在世间的最后一刻。将他们的情谊简单概括为“战友情”显然显得肤浅。毕竟在那动荡的年代，战友无数，但惟有陈赓，能够让周恩来如此放下身段，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自如交谈。
这背后的原因，绝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契合，更是三十六年来风风雨雨、出生入死的深厚友谊。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，彼此之间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任，这份信任的基础，源自陈赓在生死攸关时所展现出来的“特权”。回到1955年秋天，陈赓刚被授予大将军衔，那时他正值巅峰，气势如虹，风衡过绣球般窜入中南海。他无须通报，也无需敲门，直接闯进总理办公室，毫不顾忌地高喊：“快！给我和小超拍张照片！”
若是旁人，早已被警卫员请出门外，而周恩来却非但不生气，面庞上还挂着笑容。连邓颖超也乐呵呵地走出来，笑着调侃：“陈胡子，你这急脾气真是一如既往！”不久之后，那张相片便成为了历史的见证。但我们不妨思考，陈赓为何敢如此“放肆”？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乐天派，背后更是他冒死拼搏所赢得的诚信。 谈球吧
记得1927年后的上海，面对地下党艰苦卓绝的岁月，周恩来化名“伍豪”，而陈赓则以“王庸”示人。那时，时常处于危险之中，随时可能被特务盯上。一次，周恩正在秘密会议上与几位民主人士讨论时，陈赓急匆匆地闯进来，甚至追至厕所前，手里攥着一份名单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总理，这几位教授必须立刻转移，刻不容缓！”周恩来毫不犹豫，低头迅速在洗手台上签署了文件。看似不拘一格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在生死边缘的灵活应变。
此时，陈赓心中十分清楚，特科的工作就是玩命，而拖延一秒，同志的生命就可能付诸东流。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任何礼节和上下关系皆可抛之脑后。周恩来深知这一点，他明白陈赐的“莽撞”实际上是在与死亡赛跑。那种默契，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而形成，当彼此的命运如此紧密交织，难道敲门还算个事吗？
再说1935年，长征途中经历的草地，那真是生与死的较量。周恩来因重病瘫倒，肝脏穿孔，神志模糊，而他们面临的则是泥泞和追兵。为了节省人手抬周恩来，彭德怀作出了艰难的决定，丢掉两门迫击炮。此时，陈赓站了出来，他毅然说：“担架队长，我来担任！”这一选择意味着，他将自己的安危与周恩来的生命紧密相连。若周恩来不幸，则他的政治前途与良知将遭遇碾压。 谈球吧
在接下来的7天7夜中，陈赓时时刻刻关注着周恩来。没有冰块降温，他便用草地未化的积雪，捏成薄薄的“雪饼”，细心地敷在周恩火热的额头上。这项工作可谓极需技巧，太厚或太薄都会影响疗效。终于，在颠簸中，周恩来睁开了眼帘，看到的便是陈赓那双因焦虑而通红的眼睛。陈赓露出笑容：“周副主席，您终于醒了！看来我这担架队长还算称职！”周恩来多次感慨道：“在长征中，我的命是陈赓拼命从阎王手中抢回来的。”
有趣的是，曾经陈赓也曾在1925年救过蒋介石。彼时东征，蒋介石惨败心急如焚，陈赓则用尽全力背着他逃离险境。如今回想，陈赓自嘲道：“我救过老蒋，又救了周副主席，看来救人也得看对象。”虽是玩笑，却深藏着政治信仰的坚定差异。救蒋是出于士人的职责，而救周恩来则是心系革命信仰与不得不维护的深厚情谊。这笔历史账，陈赓了然于心。历史与情感交织，再回首那段海过天涯，铁肩担道义，命运相系的生涯，彼此的身影愈发熠熠生辉。
